競爭性磋商方式為何會成為投訴“重災區”？

某地在統計2020年政府采購投訴案例時，發現全年6件投訴案，有5件的采購方式為競爭性磋商。監管部門在對此調查核實后，其中2件查無實據，駁回投訴；而另外3件則被責令修改磋商文件，重新開展采購活動，投訴情況屬實占比高達60%！由此不禁引發我們思索，為何競爭性磋商方式會成為投訴的“重災區”？

讓我們先來看看法規。2014年12月31日，財政部印發《政府采購競爭性磋商采購方式管理暫行辦法》（財庫〔2014〕214號，以下簡稱214號文）。214號文第三條規定，符合下列情形的項目，可以采用競爭性磋商方式開展采購：

（一）政府購買服務項目；

（二）技術復雜或者性質特殊，不能確定詳細規格或者具體要求的；

（三）因藝術品采購、專利、專有技術或者服務的時間、數量事先不能確定等原因不能事先計算出價格總額的；

（四）市場競爭不充分的科研項目，以及需要扶持的科技成果轉化項目；

（五）按照招標投標法及其實施條例必須進行招標的工程建設項目以外的工程建設項目。

從以上法條可以看出，競爭性磋商方式主要用于服務類、工程類項目，除特殊情況外，極少用于貨物類項目。但是，筆者從5起投訴案例中發現，其中有2起并非服務類或工程類項目，而是貨物類項目，且這2起案例采購的物品，也不符合214號文第三條第二、三、四款之規定，在采購方式的選擇上顯然失當。這也直接導致“價格優先”變成了“綜合評審”，有時一紙方案便可以輕易左右成敗，遭遇投訴便也在所難免。

214號文第二十三條規定，競爭性磋商項目采用的評審方法是綜合評分法。所謂綜合評分法，是指響應文件滿足磋商文件全部實質性要求且按評審因素的量化指標評審得分最高的供應商為成交候選供應商的評審方法。綜合評分法貨物項目的價格分值占總分值的比重(即權值)為30%至60%，服務項目的價格分值占總分值的比重(即權值)為10%至30%。

214號文第二十一條規定，磋商文件不能詳細列明采購標的的技術、服務要求，需經磋商由供應商提供最終設計方案或解決方案的，磋商結束后，磋商小組應當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投票推薦3家以上供應商的設計方案或者解決方案，并要求其在規定時間內提交最后報價。

從以上法條可知，除非“技術復雜或者性質特殊，不能確定詳細規格或者具體要求的”、“因藝術品采購、專利、專有技術或者服務的時間、數量事先不能確定等原因不能事先計算出價格總額的”、“市場競爭不充分的科研項目，以及需要扶持的科技成果轉化項目”之外，其他的貨物類項目，應當都屬于“磋商文件能夠詳細列明采購標的的技術、服務要求的”，磋商結束后，磋商小組應當要求所有實質性響應的供應商在規定時間內提交最后報價，價低者中標，而非按評審因素的量化指標評審得分最高者中標。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競爭性磋商項目之所以頻繁遭遇投訴，主要有三個方面原因要引起重視：

一是采購人對法規不了解，委托的代理機構又不專業，魚目混珠，把競爭性磋商和競爭性談判混為一談；

二是采購人或委托的代理機構對214號文第三條認識和理解不到位，以致在選擇確定采購方式時，造成了磋商方式的濫用、錯用；

三是采購人本身有私心，委托的代理機構刻意出點子，授意“內定”供應商拿“量身定做”的采購文件方案，以競爭性磋商方式為“敲門磚”，三方配合，達到掌控最終磋商成交結果之目的。

競爭性磋商方式的應運而生，可以說是順應不斷發展的政府采購活動需求的有效舉措。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因為人為的干預和管理的缺失，一些項目背離了法規的初衷而頻繁遭遇投訴，嚴重影響了政府采購公信力，“污名化”了原本無辜的競爭性磋商方式。建議監管部門今后在檢查時，要將其作為一個重點，尤其是采用競爭性磋商方式采購的貨物類項目，作為必檢項目，一個也不放過。